當前，我國通脹預期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雙重狙擊。
　　近日，日化、糖果和飲料等多家企業紛紛醞釀上調終端產品價格，在消費者中間引起較大反響。有分析人士指出，盡管產品漲價有“壟斷趨利”之嫌，但是企業因原材料及勞動力價格上漲導致成本壓力增大卻是毋庸置疑的。與此同時，由于貨幣投放以及持續不斷的巨額資本流入所造成的流動性壓力，仍未得到有效緩解。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從國內看，盡管國家動用一系列措施抑制物價上漲，但目前國內通脹尚未出現任何有意義的下降趨勢，而輸入型通脹壓力則令物價調控面臨更大的挑戰。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3月20日指出，今年物價漲幅控制在4%以內的難度，首先就體現在輸入型通脹壓力將大過去年。他舉例稱，海關總署公布數據顯示，中國2月份出現73億美元的逆差，正是源于原材料單價的上漲。
　　“控制通脹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大于預期，受日本地震及利比亞局勢動蕩的影響，未來中國輸入型通脹恐將進一步加劇。” 中國國際資本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孫飛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
　　與孫飛持有相似觀點的還包括興業銀行資深經濟學家魯政委在內的多位分析者。他們的判斷基于：一方面，日本地震誘發的日本電子企業和汽車企業停產，可能令中國過去價格長期下跌的交通和電子產品，其價格出現止跌反彈，從而令短期通脹形勢更為復雜；另一方面，由于中東局勢動蕩，國際能源價格一直高漲，而國際油價上漲將提高糧食種植成本，增大糧價上漲動力，由此中國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也會增大。
　　“從影響通脹趨勢的因素看，國內貨幣因素和流動性對通脹的影響占比大約占到50%，輸入型因素占比在35%左右，剩余的影響因素則為國內成本的上升。”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近日指出，今年CPI增速控制在4%以內情況非常嚴峻。
　　實際上，為了應對通脹壓力，中國從去年開始就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一定的價格管制以及收緊貨幣政策。從2010年至今，央行共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及3次加息。
　　但在香港招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投資銀行高級副總裁鄭磊看來，國內政策對于治理輸入型通脹的有效性較為有限。他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國家干預價格有扭曲價格體系之嫌，而貨幣政策收緊效果主要表現為商業銀行信貸投放規模受到有效約束。外部不平衡帶來的外匯占款增長和輸入型通脹壓力仍難得到有效緩解。面對當前內外因素交織的情況，要應對通脹，必須依靠系統性的方案。”
　　除了采取加息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外，有分析認為，可通過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方式，來緩解輸入型通脹的壓力。因為升值可降低進口產品的人民幣價格，特別是減輕國際原材料價格上漲對我國物價的影響，同時還可以避免過度依賴加息擠壓內需，進而有利于推進擴大內需的經濟結構調整，也有利于緩和貿易摩擦壓力。
　　不過，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提醒，用人民幣升值來抵御通脹，要注意風險。從2007和2008年的經驗看，當時人民幣升值帶來勞動力工資和土地價格的飛快上漲，綜合成本因素上漲過快會是企業無法承受的，所以人民幣年升值幅度不應該超過6%。
　　“在匯率比較僵硬的情況下，外匯占款很多，導致人民幣流動性增加，也可以考慮讓一部分錢到境外投資，同時引導外部資金投入對中國經濟有益的產業領域和區域，通過‘泄洪’的方式應對通脹。”鄭磊告訴記者。
　　不過，在鄭磊看來，從長遠來說，匯率調整等都是輔助手段，要徹底擺脫輸入型通脹對國內的影響，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要靠經濟轉型，以內需型經濟為主，減少對外部資源和大宗商品的需求，提高經濟效率，降低損耗。中國經濟足夠強大的時候，對于輸入型通脹的抵抗能力也會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