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3月29日)央行辟謠“降準”的假消息后，雖然多位業內專家也均對4月1日降準表示不可能，但紛紛提出，4月降準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不過，隨著3月PMI(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于3月31日出爐，數據遠超市場預期，達到50.5，半年后重回枯榮線以上，在此數據提振下，第一財經記者發現，多家中資、外資機構紛紛預計降準時點可能推遲。

除了PMI反彈的因素，有機構經濟學家還認為，降準并不能解決中短期基礎貨幣收窄，且央行貨幣政策可能已經出現新的動向：開始考慮躍過銀行負債端(即基礎貨幣)操作，而更多對銀行資產端進行定向支持。

央行辟謠“降準”假消息

3月29日晚間，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官方微博稱：“有消息稱‘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9年4月1日起，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此為不實消息。”

“4月1日降準的可能性是沒有的。這需要具體的宏觀數據做支撐，但目前重要的數據還沒有出來。”當日，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但多位業界專家都提出，4月降準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彭博經濟學家曲天石撰文稱，據彭博經濟研究分析，中國央行未來幾周下調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窗口正在開啟。有幾個因素表明降準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最終落實的時間可能會在4月中下旬。

彭博經濟研究認為，中國央行有必要向經濟注入更多長期流動性。從基本面看，有必要采取這一措施支持信貸的可持續擴張以提振經濟活動。此外，美聯儲最近的轉變也為中國央行放松流動性環境提供了更多空間。

“今年有2到3次的降準完全可以預期，4月份也是比較確定的，中旬前后可能性較大。”趙慶明認為，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的可能性比較大。

2018年以來，央行共5次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總計降準3.5個百分點。央行行長易綱在今年兩會記者會上表示，這保證了流動性合理充裕，實現了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合理增長。而關于存款準備金率是否會再次下調，易綱當時強調，一定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還是必要的。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降準還有一定的空間，但空間相比起前幾年較小。

趙慶明認為，應從三個維度分析降準的可能性：外匯占款、貨幣市場利率、宏觀經濟情況。

從外匯占款來看，3月14日，央行數據顯示，2月末央行外匯占款21.3萬億元人民幣，較上個月減少3.3億元人民幣，外匯占款連續第7個月環比減少。趙慶明認為，這就需要通過降準來對沖外匯占款減少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壓力。

從貨幣市場利率來看，數據顯示，2月份，銀行間貨幣市場利率先抑后揚，債市經歷調整，中長期收益率走高，而利率互換曲線整體上移。“當貨幣市場利率上升時，表明資金是比較緊張的，而在經濟增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資金緊張不符合宏觀調控的需要。”趙慶明稱。

從宏觀經濟來看，趙慶明認為，降準被視為一個猛烈的貨幣政策技術手段，“通過降準進行市場調控、刺激，可以增強市場信心，達到逆周期的目的。”

降準可能推遲或幅度減弱

不過，最新PMI數據披露后，情況在發生些許變化。

“此次PMI超預期反彈的主要驅動因素是生產指數(從49.5升至52.7)以及新訂單指數(從50.6升至51.6)，出口訂單指數也從2月的45.2升至47.1，上述三項在2018年的平均值分別為52.7、52和49.1。”野村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一跳升意味著市場情緒可能繼續得到提振，可能進一步推遲降準的時間點。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也對記者表示，經濟初現企穩跡象，短期無需貨幣政策加力。PMI新訂單指數連續兩個月出現明顯反彈，也帶動經濟增長動能指標“新訂單-生產”連續擴大，這說明需求端已出現邊際改善，而挖掘機銷量反彈預示未來基建投資增速會持續回升，帶動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改善。

“更多應致力于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落實減稅降費政策。當然也不排除上半年依然存在降準的概率，但更多是‘置換’性質，目的是為金融機構提供更為廉價的中長期資金來鼓勵向實體經濟放貸。”章俊稱。

早前，眾多機構一致認為，今年降準幅度總計將達200個基點以上，最為激進的預測則為每季度降準100個基點。但目前，部分機構傾向于認為降準可能推遲或幅度減弱。除了經濟數據企穩的預期導致降準推遲，另一個更為根本性的理由可能為人所忽略。

降準的必要性在于防止緊縮。因為2013年以前央行外匯占款是儲備貨幣(或基礎貨幣)增長的主要來源，自2014年起，由于資本賬戶流出超過經常賬戶順差，央行的國外資產開始下降。作為應對，央行增加了對商業銀行的借貸以擴充資產負債表。機構曾普遍預計，降準將成為今年拉動廣義貨幣M2增長(超過8%)的關鍵力量。

但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周浩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盡管各界認為基礎貨幣隨著外匯占款的下降而收窄，從長期而言需要降準補充，不過，就中短期來看，只有提升銀行放貸，才能進一步形成存款，才能提高基礎貨幣，因此降準并不解決根本問題，加之銀行間利率持續走低、經濟反彈，短期降準的必要性在下降。

具體而言，周浩解釋稱，“形成準備金的一個基礎是存款，而形成存款的最重要因素是貸款。現在存款其實已經非常穩定，如果要形成新的存款，就一定要由銀行貸款來派生，因為貸款增加后，銀行體系的存款也會增加，這又會拉動貸款。這樣的一個循環，就是降準對經濟拉動的理論路徑。”

“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為各種原因，商業銀行沒有意愿發放貸款，而只是將這些多余的資金用于購買高評級債券或者進行同業存放，也就是仍然在銀行體系內進行循環，那么其對存款的影響其實并沒有理論中那么顯著，同理也不會帶來更多的貸款投放。這就意味著，降準帶來的是銀行體系內資金的泛濫和資產價格(也即債券)的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空轉’。”周浩稱。

周浩表示，“可見，降準并不是解決中短期基礎貨幣收窄的主要抓手。”至于銀行如何提升放貸意愿，一方面此前央行推出了眾多激勵政策，另一方面，隨著經濟逐步企穩、周期觸底，銀行的風險偏好自然會提升。

早前，周浩就發文表示，從近期央行寬松的具體舉措(尤其是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和央行票據互換CBS的操作)來看，貨幣政策已經出現了新的取向：央行開始認真考慮躍過傳統的銀行負債端(即基礎貨幣)操作，而更多對銀行的資產端進行定向支持，如果這樣的支持見效，信用寬松將成為本輪貨幣政策寬松的最顯著特征。(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