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2013年11月的政治亂局正在將泰國帶入一場長期混亂之中。以2014年2月2日大選為分界點，泰國政治亂局從可控危機升級為失控危機，這次大選沒有產生任何明確的、有說服力的結果，不僅未能解決現有問題，反而帶來了更多的新問題；而2月18日4死64傷的流血沖突，則進一步讓事態朝向兩敗俱傷的方向發展。

目前看來，民主途徑對泰國政治亂局而言，已成“雞肋”；而在反對黨不斷攻擊和“米困”（即泰國大米補貼收購政策困局）威脅的內憂外患之下，英拉的政治前途越發暗淡；受局勢失控和暴力頻發的影響，泰國軍方放棄之前的中立姿態、直接干涉政局的可能性不斷加大。無論短期內泰國政治亂局朝向哪個方向發展，混亂本身都難以快速終結。

泰國政治亂局的長期演化，即混亂的持續期和劇烈程度，取決于亂局背后的長期風險性質。英拉看守政府和反對黨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他信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矛盾，也就是泰國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之間的矛盾，因為他信支持者主要是以農民為主的社會非精英階層，而反對黨的支持力量主要是王室、軍人和官僚為主的傳統精英和都市中產階級。很多分析人士認為，兩極分化的不斷加劇是兩大階層矛盾難以協調的根本原因。

筆者仔細分析了世界銀行、IMF和泰國統計機構公布的大量經濟數據，發現這種較為流行的觀點并未能全面反映泰國的現實。

一方面，作為快速崛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泰國的絕對貧困程度已經大幅下降。根據IMF的統計數據，2013年泰國的人均GDP水平為5878美元，是本世紀初的3倍，是1980年的8倍有余，泰國已基本邁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泰國營養不良發生率也從1991年的43.8%下降至2011年的7.3%。

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泰國兩極分化雖然始終存在，但在時間序列上并不是處于“不斷加劇”的狀態。相反，泰國的兩極分化程度正在不斷緩解，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81年泰國的基尼系數為0.4522,1992年最高升至0.4786，隨后一直處于下降通道，2010年，泰國的基尼系數降至0.3937，低于全球平均值和0.4的國際警戒線，在世界銀行有統計數據的全部155個國家里排名第76位，在新興市場國家中排名相對靠后。

筆者認為，泰國兩大階層之間矛盾難以調和的根本原因，不僅是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于起飛初期表現出來的絕對貧窮和二級分化，還更多地表現為進入中期發展階段日益加劇的機會公平缺失、社會階級固化和中堅力量缺失。通過大量的數據挖掘，筆者發現，泰國的確存在這樣的“發展中期綜合征”。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2年，泰國總的就業率為71.9%，較1991年下降了5.7個百分點，而本世紀以來幾乎處于持平狀態；但與此同時，泰國弱勢群體就業率下降幅度很大，2012年為53.5%，較1991年大幅下降了13.7個百分點，較本世紀初也下降了3.6個百分點。數據表明，泰國弱勢群體承受了相對更大的就業壓力。沒有就業的基本保障，就難以得到社會認同，由此可以推測，泰國弱勢群體越來越難以通過個人努力分享經濟發展的利益，泰國社會正面臨機會公平缺失的深層挑戰。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2年，泰國全部失業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為36.1%，較1988年大幅上升了24.5個百分點；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口占比為19.4%，較1988年小幅上升6個百分點；受過初等教育的人口占比為39.4%，較1988年大幅下降34.9個百分點。數據表明，受教育程度對就業的影響越來越小，特別是2008年以來，這一趨勢變得更加明顯。接受高等教育并由此獲得一個好工作，一直是新興市場國家普通民眾實現社會階層躍升的重要途徑，而泰國數據表明，這種可能性已經大幅下降，由此可以推測，泰國的機會公平缺失和社會階級固化正日益加劇，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一態勢更趨惡化。

此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泰國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社會總收入的比例為46.67%，較1988年下降了4.06個百分點；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社會總收入的比例則為6.76%，較1988年上升了0.64個百分點。這兩組數據表明，泰國兩極分化雖然依舊存在，但分化程度已略有下降。更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介于收入最高20%和最低20%之間的三個20%階層的收入，占全社會總收入的比例分別為10.5%、14.62%和21.45%，雖然較1988年分別提升了1.14、1.09和1.19個百分點，但三者總和依舊低于最高20%人群的收入占比。由此可見，盡管泰國兩極分化程度有所緩解，但泰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足以和精英階層相抗衡的中產階層。

筆者認為，相對于絕對貧窮和兩極分化這種“起飛初期綜合征”，機會公平缺失、社會階層固化和中堅力量缺失的“發展中期綜合征”更加難以應對和治愈。

絕對貧窮和兩極分化更大程度上表現為“經濟利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既可以借由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得以緩解，也可以通過一定的利益再平衡措施謀求可見的短期改善。但機會公平缺失、社會階層固化和中堅力量缺失不僅涉及到“經濟利益”，更多地表現為“經濟權力”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既不會由于經濟增長而自動緩解，也難以出現權力的自發讓渡而獲得短期改善。只有通過長期和曲折的民主制度改良，泰國的“中期發展綜合征”才有望慢慢減輕。因此，基于“起飛初期綜合征”的傳統分析，低估了泰國“發展中期綜合征”的實際影響，泰國政治亂局的復雜性、持續期和動蕩程度可能都將超出預期。

持續期和動蕩程度超出預期的政治亂局，必將帶來不容小視的經濟沖擊。目前來看，這種沖擊已有所體現：2013年12月，到泰國觀光的外國旅游人數僅為225.75萬人，較前一個月銳減3.62萬人。2013年12月，泰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前一個月的35.1降至33.6，2014年1月進一步降至29.5；2013年12月，泰國產能利用率從11月的63.07%降至60.14%，創近24個月新低。受此影響，泰國GDP增長大幅弱于預期，根據2月17日公布的數據，2013年四季度，泰國GDP同比增長率僅為0.6%，低于前一季度的2.61%，也低于1994年以來3.78%的歷史均值，并創下近7個季度的新低。

筆者認為，政治亂局對泰國經濟的影響才剛剛顯現，鑒于泰國政治亂局的持續期和劇烈程度可能將超出預期，泰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危險不斷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