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打破體制機制約束，解放活躍生產力的過程。剛剛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帶來一場影響中國未來十年的全局性變革，其核心就是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中國經濟出現新的環境。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正處于結構性放緩的通道，幾乎每一次周期性上升都很快遇到了結構性下行的阻力。事實上，中國經濟已經悄然進入新的“拐點階段”，主要體現在:

首先，從經濟增長速度上看，由兩位數高速增長進入一個潛在經濟增長率7%-8%的中速增長時期。其次，中國面臨的宏觀大環境發生了結構性改變，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未來五年，由人口紅利衍生出來的高資本回報率優勢可能逐步消失，勞動力和資源要素價格相對調整，中國經濟依靠低成本優勢的粗放式增長已不可持續。再者，即將進行的新一輪改革，對應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階段，這一階段也是經濟增速“換擋期”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最后，從風險的角度看，近兩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落，風險開始出現并可能擴散。據統計，2013年全國地方債務到期還款3萬億元，同比增長超過60%，約占當年地方財政收入的50%。未來兩年，地方債務將面臨更大還本付息的壓力，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已成為當前面臨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控風險”的宏觀調控目標進一步突出。

當前的中國經濟既有周期性、結構性問題，更有體制性問題，生產力的發展呼喚新突破。從政府與市場資源配置角度看，近些年來各級政府通過不斷地擴權，壓制市場成長的空間。而在提供公共產品（社保、醫療、教育、住房）、構筑市場秩序和規則（法治、信用）方面卻出現了“缺位”。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一樣增加了負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效率。

一方面，政府過度干預表現為以貨幣發行擴張需求，直接導致負債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為基礎的負債表式擴張，導致了政府負債的提高之外，全社會總體債務率都有所提高。2005-2012年，中國非金融部門（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債務占GDP比率整體呈上升趨勢，債務總額由25.8萬億元上升至91.6萬億元，杠桿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計上升約3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政府過度干預經濟也導致了宏觀投資效率的下降。比如，地方政策性補貼導致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能過剩，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在下降。據測算，近些年來我國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呈下降趨勢，由2002年的4.1下降到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單位投資所帶來的單位GDP增量下滑，這勢必帶來投資效益的下滑和實體部門償債能力的下降。

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新一輪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激發市場活力，提升宏觀經濟效率，最終解放生產力。現在看來，以凱恩斯主導的傳統分析框架更多過度關注的是短期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和宏觀需求，而缺少對長期供給能力，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考量，短期宏觀調控與長期宏觀經濟管理混淆加大了經濟的脈沖式波動。

改革就是“跳出周期看結構，跳出短期看長期”，在提高要素生產率上做文章，釋放增長活力。市場化要求政府自身的角色發生轉變，政府必須承擔更大的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責任，中央政府要承擔起全國性、跨區域性事務方面的戰略規劃、方針政策、統籌協調、宏觀管理等方面的職責，政府、市場、社會更良性互動所創造的生產力空間將是中國新一輪改革紅利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