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望軍說，今年價格工作落實中央“穩中求進”的總體要求，就是要切實加強價格調控監管，在努力穩定價格總水平的基礎上，針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價格矛盾，研究制訂完善的價格改革方案，并根據經濟運行情況擇機出臺，將價格改革對各方面的影響控制在最小限度內。

 

    能源資源價格改革要統籌考慮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社會承受能力，穩步推進電價改革，開展競價上網和直接交易試點，加強對電網企業的成本約束，逐步建立科學合理的輸配電價形成機制，組織落實好各地居民階梯電價實施方案；完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縮短調價周期，改進調價操作方式，提高機制運行透明度；組織落實好天然氣價格改革在廣東、廣西的試點，適當理順天然氣與可替代能源價格關系，鼓勵地方積極探索階梯氣價政策，研究對低收入群體實行相對較低價格的辦法。

 

    今年還將推動農業水價綜合改革，完善農業用水價格政策，加大水價調整成本公開力度，簡化水價分類，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階梯價格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額累進加價制度。另外，各地可根據需要和可能，積極穩妥地推進垃圾、污水等方面的環保收費改革。

 

    周望軍表示，價格改革的重點是理順價格關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漲價”。但由于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為促進經濟發展和保障群眾基本生活，長期實行“低物價、低收入、低消費”的模式，資源能源等基礎性產品價格壓得比較低。改革開放過程中，為了理順價格關系，可能表現為做“加法”多一些，做“減法”少一些。

 

    國家在推進價格改革的過程中，始終注意做到積極穩妥推進價格改革，努力使價格變動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社會承受能力相適應。但是也要看到，我國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有10個年頭，我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已經很高，特別是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7.5%、鐵礦石的進口依存度超過65%、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15%，其他一些能源資源產品也存在這種情況。如果這些大宗商品國內價格低于國際市場，就很難保障國內市場的供應。所以，在對外依存度較高的資源能源性產品領域，價格調整要更多地考慮國際市場因素，而對于國內基本可以自給的資源能源性產品(如煤炭)，價格改革則更多地要考慮國內的承受能力和與相關替代產品的比價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