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政府經濟比重中占據一席之地的開發區，將迎來新的管理體制變革：最近，商務部、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已派出工作組到各地進行大調研。
　　知情人士透露，在調研中，關于開發區的管理模式問題，有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認為，向新型行政區體制轉型是開發區管理體制創新的必然趨勢；另一種聲音認為，政府的管委會體制較為靈活高效。
　　“應該給予各開發區充分試驗的空間。”對此，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表示，在這方面中央的政策應該不會“一刀切”。
　　開發區“雙轉型”
　　曲建參與的對東部地區多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項研究表明，開發區經濟總量占所在城市GDP比例的平均值為13%，區內產業結構中服務業比例平均達23%，其開放水平占據當地高點，對城市化率的貢獻也非常明顯，開發區對地方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曲建指出，為外部環境所迫，“十二五”是國內開發區的“急速轉彎期”，開發區面臨著區內產業和自身功能的雙重轉型升級。
　　他表示，中國的開發區已逐漸形成沿海接單、內地加工、服務于珠三角、長三角兩大中心的模式。開發區下一步的產業選擇應該更多地指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資源節約型產業和科技創新型產業。從產業鏈的角度看，就是精選中游產業，同時向上、下游延伸，努力發展“配套經濟”、“總部經濟”。
　　而園區作為產業發展的平臺，自身的功能也面臨著轉型升級。據介紹，目前國際上工業園區的發展已走過了五個階段：勞動密集型園區、資本密集型園區、技術密集型園區、創新戰略型園區和服務型園區。
　　曲建指出，目前國內大部分開發區還停留在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水平，東部沿海地區則有一部分園區先行進入了第三代，成為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集聚區。在國家力推自主創新的大背景下，它們也將是執行創新戰略的先行者，多學科、知識交叉型產業將成為這一類園區的主導選擇。
　　管理體制選擇
　　與開發區的功能定位相適應，其管理體制也面臨相應的變革。
　　目前我國開發區主要有兩大管理模式：管委會(或功能區)體制較為簡單靈活，但難以與開發區的發展規模相匹配；開發區與行政區合一的管理體制便于協調，但容易造成運行成本高、財力不足的問題。
　　廣東省某地級市黨校研究人員告訴記者，管理體制向新型行政區體制轉型是開發區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開發區范圍的逐步擴大，功能的逐步多元化，以及特殊政策的逐步消除，很多開發區的功能呈現出由單一工業化的經濟功能區向多功能新城區發展的趨勢，其管理體制也相應從派出機構代行職能的準政府向一級行政區的新型行政體制轉型。
　　目前，上述趨勢已在國內一些地方出現，比如青島開發區跟黃島區、寧波開發區與北侖區的合并，以及廣州南沙區、蘿崗區的成立。該研究人員表示，這一管理體制的轉變不是新體制向舊體制的簡單復歸，而是體制并軌基礎上的創新，機構設置管理模式充分體現了“小政府、大社會、小機關、大服務”的原則。
　　但曲建認為，上述模式只是為了工作銜接方便而作出的被動選擇。開發區增設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和紀檢“五套班子”，雖然順應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體制，但也增加了運營成本，遠不如單一的管委會體制簡單靈活。
　　上海浦東新區走過的道路，或許充分說明了開發區管理體制選擇的權衡。
　　1993年，浦東新區管委會成立，管理范疇與整個新區的實際面積基本重合。2000年，浦東開發、開放10周年之際，上海市政府撤銷浦東新區管委會體制，正式建區，回到正常的行政管理體制。
　　但是面對區域內發展不平衡的局面，浦東方面重拾管委會模式，通過隸屬于新區政府的副局級功能區管委會，實行“區鎮聯動”，整體開發。2010年又取消功能區，四大國家級開發區的管委會職能和管理范圍重新得到強化。
　　也正因為此，曲建認為，上海浦東和廣東深圳等地走的是同一個路子，即單純的管委會(功能區)模式。
　　而包括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和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港保稅區、天津港區以及東麗區、津南區一部分的天津濱海新區，基本上是以經濟協作區起步，管理體制隨經濟發展而設置，最終選擇了新設一級政府。
　　“管委會和行政區如何取舍，還是要看各地的實踐。”曲建表示，這方面應該不會作硬性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