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亂世救星？
2011年，掙扎中的全球經濟并未如愿給出太多積極信號。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坦言，世界經濟在2009年“蕭條邊緣懸崖勒馬地止住了下滑之勢后，本應是轉折之年的2010年，卻依然是失望之年”。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日前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也警告，全球經濟正出現“螺旋式下滑”。
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更是直言，“希望再挺一挺來蒙混過關的策略已經失效。”布朗表示，由于無法在全球貿易協定、氣候變化條約、增長協議或者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達成一致，世界很可能會陷入一個爭相貶值、貨幣戰爭、貿易限制以及資本管制的新保護主義格局之中。
布朗指出，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2010年前后，150年來西方(美國以及歐盟)第一次在制造、生產、出口、貿易和投資方面被世界其他地區全面超越。
這一點在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2011—2012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報告中顯現無遺。在9月7日全球發布的新聞稿中，顯著位置寫著本年度的報告關鍵詞：“美國的競爭力排名持續下降(連續第三年，降至第五名)，新興經濟體與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力差距繼續縮小。”
昔日經濟主宰們威風不再，新興經濟體能否逆勢崛起？能給世界經濟帶來足夠信心的力量，身在何方？
迷茫的山姆
回首2009年奧巴馬在就職演講時慷慨激昂的“有無數工作等著我們”的許諾，失望的情緒正在美國國內蔓延。
美國風光不再。
在金融危機、國債危機、財政危機后，給予美國最沉重一擊的莫過于標準普爾評級公司(下稱“標普”)降低了其保持了70年之久的金字招牌——AAA評級。
8月5日晚間，標普對美國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由AAA最高級降到AA+級，前景展望為負面。長久以來一直被作為零風險標準的美國國債神話被瞬間擊破。
而由此帶來的“蝴蝶效應”，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從主權信用延伸到企業信用和經濟增長前景，從股市波及黃金、外匯，從美國擴展至歐洲直至全球外圍市場，風暴瞬間席卷全球。
標普在隨后發布的新聞稿中如此總結：“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若需要在未來十年平衡財政，需要平均近5%至6%的GDP增長。”“對于美國國債的債權人來說，如何深刻認識到美國國家債務體系未來十年的不可持續，是定義中長期投資策略的根本。”
非常明確，稅收、經濟增長以及財政平衡，這三點，都是標普認為美國近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
在美債被降級后的第一個交易日(8月8日)，美國金融市場一片慘淡。
由于投資者恐慌心理嚴重，道指下挫632點，降幅達5.5%。標普500指數收盤下跌6.7%，并錄得2008年12月1日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納指收跌6.9%。美國原油期貨收盤下跌6.41%，布倫特原油期貨收盤下跌5.15%。
在避險資金的推動下，國際現貨黃金當日上漲3.14%，盤中一舉突破1720美元/盎司，最高觸及1720.10美元/盎司。截至9月6日收盤，國際現貨金已達到1876.6美元/盎司的高位。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和表現中心副總監、《全球競爭力報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蓋格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此次美國信用評級被降，很好地提醒了我們，美國國內高居不下的國債水平，確實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和美國的國家綜合競爭力。”
禍不單行。
9月2日，美國勞工部發布最新的報告顯示，8月全美失業率維持在9.1%水平，連續5個月高于9%的水平線。當月非農就業崗位增長規模為零，遠低于預期的增加7萬人。該數據立即引發全球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前景的進一步擔憂。
關于QE3(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否到來的呼聲再次風起云涌。
在報告發布當日，全球油市及股市急跌，商品貨幣亦急挫。與此相反，市場避險貨幣受到熱捧，黃金及美債上揚。受此影響，9月2日國際現貨黃金價格收于1881.39美元/盎司的高位。
回首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就職演講時慷慨激昂的“有無數工作等著我們”的許諾，失望的情緒正在美國國內蔓延。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和表現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珍妮弗·布蘭科(Jennifer Blanke)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雖然美國還是一個生產非常有效的經濟體，但是逐步升級的“弱勢”確實降低了美國近年來的排名。
根據報告所示，在整體競爭力排名降至全球第五的大背景下，美國民眾對政客的信心已在今年降至第50名，而擔心政府在許多資源花費上的浪費也達到了第66名。與去年相比，政策的制定過程被視為是更少的透明度(第50名)，而這些都成為今年美國降低排名的因素。
再分裂陰影下的歐羅巴
“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是從美國開始，而現在的后果卻在歐洲凸顯，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問題。”
美國降級波瀾穿越大西洋，第一時間傳遞到了歐洲。
在美國被降級的當晚，奧巴馬總統就與法國總統薩科齊、德國總理默克爾分別通電話“商議對策”。
8月7日，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對美國主權債務降級進行緊急磋商。
事實上，歐元區國家面臨著和美國相類似的問題：主權債務規模過大和長期經濟疲軟的經濟不良走勢。人們紛紛猜測，遭到降級的下一個國家將出現在歐洲。法國甚至一度成為眾人矚目的“被降級”的焦點。
8月10日，法國股市的大幅動蕩，以致牽連歐股指數暴跌，跌幅達到3.75%。法國興業銀行股價一度暴跌至兩年半低點，最終收挫14.7%，錄得逾20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同時，法國國債的信用違約掉期(CDS)飆升至歷史新高。
形勢逼迫法國總統薩科齊匆匆結束在地中海的度假，緊急召集政府高層研討當前經濟形勢，并宣布推出削減公共財政赤字的正式方案。這份高效率的方案終于讓標普維持了法國的3A評級。
但這些削減赤字的計劃隨后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法國減赤計劃要達成的前提是，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年達到2%以上。根據法國統計局剛剛發布的數據顯示，法國二季度GDP增長放緩，不到0.3%，而一季度增長為0.9%。
8月16日召開的德法峰會，曾一度被市場寄予厚望，卻又匆匆收場。
德法兩國領導人在會晤后決定加大歐元區監管力度，雙方建議對歐元區實施共同治理，但卻無意推出最受市場矚目的歐元區共同債券。
作為歐元區綜合競爭力最強的德國(第六名)，其第二季度季調后國內生產總值(GDP)初值季率增0.1%，遠不及此前市場預計的增長0.5%。而法國幾乎停滯的經濟增速也令歐元區經濟前景一片慘淡。且德法經濟深受“歐豬五國”拖累，已有三國(葡萄牙、希臘、愛爾蘭)被降級，歐元危機論再次風起云涌。
其實，早在1992年2月，歐盟12個成員國成功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一個“大歐洲”的概念即將形成之際，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就已預言了這個日后“不會平靜”的新關系紐帶。他認為，貨幣聯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而十年之后，索羅斯再度撰文指出“所謂的歐元危機，整體上僅僅被看成是一次貨幣危機，但它同時也是一次主權財富危機”。
具體來說，歐洲所面臨的并不僅是經濟及金融危機，還有因此導致的政治危機。歐洲成員眾多，這造成了相互之間迥異的政策。這些政策往往體現出的是它們的觀點，而不是真正的國家利益。這已經種下了彼此之間產生嚴重政治沖突的種子。
索羅斯更直言不諱地說，德國多次將危機歸咎于失去競爭力且債務深重的國家，這相當于把所有調整負擔拋給了債務國，也等于無視德國在貨幣和銀行危機中所應承擔起的主要責任。
他預言，長此以往的結果是，歐盟將經歷比過去十年更為嚴重的后果：盈余國大步向前，而赤字國不堪債務重負，漸漸落后。
2010年7月3日，意大利前總理、前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曾表示：“歐元危機已經過去，歐元不僅不會消失，其他的國家還會繼續加入歐元區。”
然而在這之后，希臘經濟的持續低迷，葡萄牙、希臘、愛爾蘭主權債務評級先后被降，成員國內“退出歐元區”的不斷呼聲，多少“辜負”了這位前歐盟委員會主席的期望。
也許正如普羅迪所說， “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是從美國的金融體系崩潰開始，而現在的后果卻凸現在歐洲。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問題。”究其原因是“因為歐洲各國家間缺乏團結，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主體系，都要通過投票來表決，作決策的時候有一個很長的延遲，這對各個國家的打擊很大”。
而對歐元區如何在未來形成穩定的機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普羅迪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歐盟需要有一個權威機構能夠控制歐元成員國的行為，這個機構，能真正地控制政府統計數字的真實性，需要建立面向整個大歐洲的稅收和預算制度。”
但普羅迪也表示：“這是未來的一個遠景、一個想法。”
一年過去，在歐元更加風雨飄搖的今天，這個美好的“遠景”仍然只是一個“想法”。
通脹重壓下的新興經濟體
“對于美債危機來說，輸家當然包括大量購買了美國國債的中國。”
在今年的報告中，中國繼續“領跑”金磚五國。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肯定了新興經濟體與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力差距繼續縮小。
同樣，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稱“IMF”)的《世界經濟展望》也預測了作為主要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5個金磚國家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經濟增速為5%，其中發達經濟體為3%，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為7.3%。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為4.4%，其中發達經濟體為2.4%，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為6.5%。2012年，這一增長狀況仍將持續。
《全球競爭力報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蓋格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與其他金磚國家經常時起時落的趨勢相比，在過去的5~6年中，中國保持了穩固的上漲趨勢，堅定地向前20位邁進(今年第26名).
而且蓋格強調，雖然歐、美、日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其他很多國家的經濟依然依賴于這三個國家的經濟健康水平，但是，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重要性。
“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家更加依賴于他們對中國的出口，而不是美國，比如巴西、澳大利亞，假如中國經濟放緩，這些國家也將經濟放緩。”蓋格說。
但報告中也同時指出，中國在整體宏觀經濟形勢很好(第10名)的情況下，依然面臨國內長時間的高通脹狀況。
IMF副總裁朱民在今年5月份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金融危機期間，盡管全球經濟陷入低谷，但是新興經濟體復蘇較快，這是世界經濟一個重要的格局變化，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金磚五國等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主引擎的局面。
朱民表示，與發達經濟體要面對經濟增長速度不夠、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失業率下降緩慢、消費增長緩慢等一系列經濟難題不同，新興經濟體面臨最大的宏觀緊急挑戰就是“通貨膨脹”。目前新興經濟體已經進入了一個可能會經濟過熱的階段。此外，食品在印度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CPI中所占比重都很大，全球范圍的食品、能源、資源價格上漲是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上升的主因。
IMF已在今年4月將中國2011年通脹率預期從2.7%上調至5%。
同時除了應對國內的通脹壓力，美債危機的“蝴蝶效應”漂洋過海影響到了中國。
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債占了三成多，美國信用評級下調，對于其最大國債持有國中國來說，其手中持有的包括美債在內的美元資產，保值風險激增。
目前美國國債最大的“債主”是美國社保基金，為19%，達2.67萬億美元；美國財政部以1.63萬億美元排名第二，占比為11%；中國作為最大海外持有國，所持美國國債1.16萬億美元，占比為9%，排名第三。有測算稱，這相當于美國欠每個中國人約5700元人民幣。
在此次美債危機中，美國國債的另一持有大國日本方面沒有明確的表態，但中國作出了強烈的反應。新華社播發了措辭嚴厲的社論，指責西方國家“揮霍無度”，“借債成癮”。溫家寶總理也在8月9日主持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金融形勢，“要求各國妥善處理債務問題”。
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曾坦言，對于美債危機來說，輸家當然包括大量購買了美國國債的中國。
而除此之外，中國競爭力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下，仍然存在著“被平均”后的“尷尬”。
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蔣睿杰(Jeremy Jurgens)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在一些競爭力指標的平均值上分數很低，拿“技術就緒度”來說僅為第77名，他還表示，雖然如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有著較高的網絡普及度，但是在邊遠地區網絡和科技普及度仍遠遠低于按國際標準衡量的網絡應用水平。
高通脹、美債危機和“被平均”后的壓力之下，中國還能擔當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嗎？
對話經濟學家蒂埃里·蓋格
高通脹下，中國怎么辦？
蒂埃里·蓋格 (Thierry Geiger)
瑞士人，瑞士日內瓦大學經濟學學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和表現中心副總監，全球競爭力報告合著者之一，主要職責包括開發和計算大量的綜合指標并為地區和局部項目做出分析及研究。
這是一個充斥“不確定性”的亂世。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到底誰能拯救世界？
9月5日，《中國經濟周刊》獨家連線瑞士日內瓦全球競爭力報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蓋格深度解析排名表象之后的世界經濟問題。
日趨接近的南北極
《中國經濟周刊》：世界經濟論壇從1979年開始公布競爭力報告，從2005年開始啟用指數和測量的方式公布競爭力排名，其中最大的改變是什么？今年報告中最大的亮點是什么？
蒂埃里·蓋格：過去7年，我們看到了三個大的趨勢：
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競爭力差距日趨接近。因為發達經濟體在過去幾年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是平的，而發展中國家處于上升趨勢。
在發達國家中，北歐國家的發展很好，比如瑞士、丹麥，今年是瑞士第三次蟬聯第一名。
金磚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很好。今年，中國的名次又提升了一名(第26名)，增加了與其他金磚國家的差距，中國的競爭力在金磚國家中居于第一位。
今年報告最大的亮點總結下來是美國的競爭力排名持續第三年下滑(降至第5名)，新興經濟體正在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體間的差距。
《中國經濟周刊》：報告是怎樣制作的？科學性和價值如何體現？
蒂埃里·蓋格：這是一年一次的項目，合著者有8名，其中5位是經濟學家。報告制作過程中數據的搜集是競爭力指數出爐的關鍵環節。全球競爭力指數本身包含了113項指標，以及另外的用于計算國家發展階段的其他許多種數據。每年總共有大約20000個數據點被搜集。
報告中比較難的是“高管意見調查”，除了8位合著者外，我的大量同事在世界各地對142個經濟體中的14000多位商業領導者進行了關于國家商業環境眾多因素的意見調查。
我們相信這是一份非常有價值的信息，因為我們尋找到的是實際上為這個國家創造財富的人，他們心目中的國家情況是怎樣的。競爭力報告只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報告，我們也出版其他的報告，但是競爭力報告確實是迄今為止最知名的。
二次探底的危險真實存在
《中國經濟周刊》：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給予2011年和2012年的世界經濟增長以4.3%和4.5%的預測，但是關于世界經濟面臨“二次探底”的說法仍不絕于耳，對此你的觀點是什么？
蒂埃里。蓋格：我們正在度過艱難的時段，即使是在2009年全球經濟有所增長的情況下，衰退的可能性還是真實存在的，特別是在一些發達國家經濟體中。
二次探底的危險還是很真實的。因為投資者信心的缺失已經蔓延到對整個商業機構、對于政府處理問題能力的懷疑。我們看到的在很多國家的債臺高筑，也沒有改善的明顯跡象，而且這些國家也似乎都缺乏明確的戰略來處理這些問題。現在也沒有這樣的資金能力去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不確定性太多了，而這些不確定因素可能會上升為真實的衰退預言。
《中國經濟周刊》：報告中，關于G7國家的國債占GDP的平均水平已達到101.3%，除去今年因為遭受海嘯襲擊的日本(220.3%)，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相比，這一國債水平是否過高？
蒂埃里·蓋格：從過去一些年的經驗來看，國債水平確實是一個影響國家綜合競爭力的很重要的指標。因為投資者很看重這個指標，如果政府沒有能力把它維持在穩定的水平，減少財政赤字，那么高昂的國債會長期影響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水平。此次美國的信用評級被降級就很好地提醒了我們，投資者確實是關注債務水平的。
增長的國債只有在用于提升生產力，比如說增加教育投資和科研經費上才能提高一國的綜合競爭力。但是如果債務是用于支付目前的財政支出，政府要為清償債務支付越來越高的利息，而投資者也總希望得到更高的回報，所以利息率逐漸上升，形成惡性循環，制約了政府在教育等方面進行投資的可能。
所以我們始終相信，宏觀經濟環境好的話，會促進經濟增長，而債臺高筑的國家在這一項就失分了。現在的發達經濟體的債務水平遠高于新興經濟體的平均水平。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率是遠高于發達國家的，現在的整個情況正好與當時相反。這也印證了全球實力，正在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
高通脹，中國怎么辦？
《中國經濟周刊》：全球競爭力指數由12 個類別(競爭力支柱)組成，其中哪些指標對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加重要？
蒂埃里·蓋格：我們將目前的142個國家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即要素驅動階段(37個國家)，第二階段效率驅動階段(28個國家，中國在其中)，第三階段創新驅動階段(35個國家)，另外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中的國家有24個，從第二階段過渡到第三階段的國家有18個。
對于像中國這樣處于第二階段的國家來說，如何提高效率，包括高等教育與培訓、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就緒度、市場規模這六大支柱對于中國能否轉向第三階段至關重要。
《中國經濟周刊》：你認為中國要想在未來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中國該如何應對目前的通脹趨勢？
蒂埃里·蓋格：與其他金磚國家經常時起時落的趨勢相比，在過去的5~6年中，中國保持了穩固的上漲趨勢，堅定地向前20邁進(今年第26名)。在12個支柱性指數類別中，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達到第10名，表現非常不錯。且中國目前已基本解決了發展起步階段關于制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健康與初等教育的問題。
在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中，中國要繼續關注的因素很多，比如說高等教育，中國需要更多的更高級的科技人員、工程師。
另外中國也面臨一些持續的挑戰，比如腐敗、賄賂、非法買賣依然存在。
中國目前確實處于高通脹時期，但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高通脹還屬于可控狀態下，這需要中國政府和央行的共同努力。高通脹影響最大的是窮人，一旦控制不住，會產生嚴重的后果，引發社會動蕩。
2011年，掙扎中的全球經濟并未如愿給出太多積極信號。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坦言，世界經濟在2009年“蕭條邊緣懸崖勒馬地止住了下滑之勢后，本應是轉折之年的2010年，卻依然是失望之年”。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日前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也警告，全球經濟正出現“螺旋式下滑”。
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更是直言，“希望再挺一挺來蒙混過關的策略已經失效。”布朗表示，由于無法在全球貿易協定、氣候變化條約、增長協議或者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達成一致，世界很可能會陷入一個爭相貶值、貨幣戰爭、貿易限制以及資本管制的新保護主義格局之中。
布朗指出，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2010年前后，150年來西方(美國以及歐盟)第一次在制造、生產、出口、貿易和投資方面被世界其他地區全面超越。
這一點在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2011—2012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報告中顯現無遺。在9月7日全球發布的新聞稿中，顯著位置寫著本年度的報告關鍵詞：“美國的競爭力排名持續下降(連續第三年，降至第五名)，新興經濟體與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力差距繼續縮小。”
昔日經濟主宰們威風不再，新興經濟體能否逆勢崛起？能給世界經濟帶來足夠信心的力量，身在何方？
迷茫的山姆
回首2009年奧巴馬在就職演講時慷慨激昂的“有無數工作等著我們”的許諾，失望的情緒正在美國國內蔓延。
美國風光不再。
在金融危機、國債危機、財政危機后，給予美國最沉重一擊的莫過于標準普爾評級公司(下稱“標普”)降低了其保持了70年之久的金字招牌——AAA評級。
8月5日晚間，標普對美國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由AAA最高級降到AA+級，前景展望為負面。長久以來一直被作為零風險標準的美國國債神話被瞬間擊破。
而由此帶來的“蝴蝶效應”，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從主權信用延伸到企業信用和經濟增長前景，從股市波及黃金、外匯，從美國擴展至歐洲直至全球外圍市場，風暴瞬間席卷全球。
標普在隨后發布的新聞稿中如此總結：“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若需要在未來十年平衡財政，需要平均近5%至6%的GDP增長。”“對于美國國債的債權人來說，如何深刻認識到美國國家債務體系未來十年的不可持續，是定義中長期投資策略的根本。”
非常明確，稅收、經濟增長以及財政平衡，這三點，都是標普認為美國近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
在美債被降級后的第一個交易日(8月8日)，美國金融市場一片慘淡。
由于投資者恐慌心理嚴重，道指下挫632點，降幅達5.5%。標普500指數收盤下跌6.7%，并錄得2008年12月1日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納指收跌6.9%。美國原油期貨收盤下跌6.41%，布倫特原油期貨收盤下跌5.15%。
在避險資金的推動下，國際現貨黃金當日上漲3.14%，盤中一舉突破1720美元/盎司，最高觸及1720.10美元/盎司。截至9月6日收盤，國際現貨金已達到1876.6美元/盎司的高位。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和表現中心副總監、《全球競爭力報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蓋格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此次美國信用評級被降，很好地提醒了我們，美國國內高居不下的國債水平，確實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和美國的國家綜合競爭力。”
禍不單行。
9月2日，美國勞工部發布最新的報告顯示，8月全美失業率維持在9.1%水平，連續5個月高于9%的水平線。當月非農就業崗位增長規模為零，遠低于預期的增加7萬人。該數據立即引發全球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前景的進一步擔憂。
關于QE3(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否到來的呼聲再次風起云涌。
在報告發布當日，全球油市及股市急跌，商品貨幣亦急挫。與此相反，市場避險貨幣受到熱捧，黃金及美債上揚。受此影響，9月2日國際現貨黃金價格收于1881.39美元/盎司的高位。
回首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就職演講時慷慨激昂的“有無數工作等著我們”的許諾，失望的情緒正在美國國內蔓延。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和表現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珍妮弗·布蘭科(Jennifer Blanke)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雖然美國還是一個生產非常有效的經濟體，但是逐步升級的“弱勢”確實降低了美國近年來的排名。
根據報告所示，在整體競爭力排名降至全球第五的大背景下，美國民眾對政客的信心已在今年降至第50名，而擔心政府在許多資源花費上的浪費也達到了第66名。與去年相比，政策的制定過程被視為是更少的透明度(第50名)，而這些都成為今年美國降低排名的因素。
再分裂陰影下的歐羅巴
“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是從美國開始，而現在的后果卻在歐洲凸顯，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問題。”
美國降級波瀾穿越大西洋，第一時間傳遞到了歐洲。
在美國被降級的當晚，奧巴馬總統就與法國總統薩科齊、德國總理默克爾分別通電話“商議對策”。
8月7日，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對美國主權債務降級進行緊急磋商。
事實上，歐元區國家面臨著和美國相類似的問題：主權債務規模過大和長期經濟疲軟的經濟不良走勢。人們紛紛猜測，遭到降級的下一個國家將出現在歐洲。法國甚至一度成為眾人矚目的“被降級”的焦點。
8月10日，法國股市的大幅動蕩，以致牽連歐股指數暴跌，跌幅達到3.75%。法國興業銀行股價一度暴跌至兩年半低點，最終收挫14.7%，錄得逾20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同時，法國國債的信用違約掉期(CDS)飆升至歷史新高。
形勢逼迫法國總統薩科齊匆匆結束在地中海的度假，緊急召集政府高層研討當前經濟形勢，并宣布推出削減公共財政赤字的正式方案。這份高效率的方案終于讓標普維持了法國的3A評級。
但這些削減赤字的計劃隨后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法國減赤計劃要達成的前提是，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年達到2%以上。根據法國統計局剛剛發布的數據顯示，法國二季度GDP增長放緩，不到0.3%，而一季度增長為0.9%。
8月16日召開的德法峰會，曾一度被市場寄予厚望，卻又匆匆收場。
德法兩國領導人在會晤后決定加大歐元區監管力度，雙方建議對歐元區實施共同治理，但卻無意推出最受市場矚目的歐元區共同債券。
作為歐元區綜合競爭力最強的德國(第六名)，其第二季度季調后國內生產總值(GDP)初值季率增0.1%，遠不及此前市場預計的增長0.5%。而法國幾乎停滯的經濟增速也令歐元區經濟前景一片慘淡。且德法經濟深受“歐豬五國”拖累，已有三國(葡萄牙、希臘、愛爾蘭)被降級，歐元危機論再次風起云涌。
其實，早在1992年2月，歐盟12個成員國成功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一個“大歐洲”的概念即將形成之際，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就已預言了這個日后“不會平靜”的新關系紐帶。他認為，貨幣聯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而十年之后，索羅斯再度撰文指出“所謂的歐元危機，整體上僅僅被看成是一次貨幣危機，但它同時也是一次主權財富危機”。
具體來說，歐洲所面臨的并不僅是經濟及金融危機，還有因此導致的政治危機。歐洲成員眾多，這造成了相互之間迥異的政策。這些政策往往體現出的是它們的觀點，而不是真正的國家利益。這已經種下了彼此之間產生嚴重政治沖突的種子。
索羅斯更直言不諱地說，德國多次將危機歸咎于失去競爭力且債務深重的國家，這相當于把所有調整負擔拋給了債務國，也等于無視德國在貨幣和銀行危機中所應承擔起的主要責任。
他預言，長此以往的結果是，歐盟將經歷比過去十年更為嚴重的后果：盈余國大步向前，而赤字國不堪債務重負，漸漸落后。
2010年7月3日，意大利前總理、前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曾表示：“歐元危機已經過去，歐元不僅不會消失，其他的國家還會繼續加入歐元區。”
然而在這之后，希臘經濟的持續低迷，葡萄牙、希臘、愛爾蘭主權債務評級先后被降，成員國內“退出歐元區”的不斷呼聲，多少“辜負”了這位前歐盟委員會主席的期望。
也許正如普羅迪所說， “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是從美國的金融體系崩潰開始，而現在的后果卻凸現在歐洲。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問題。”究其原因是“因為歐洲各國家間缺乏團結，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主體系，都要通過投票來表決，作決策的時候有一個很長的延遲，這對各個國家的打擊很大”。
而對歐元區如何在未來形成穩定的機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普羅迪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歐盟需要有一個權威機構能夠控制歐元成員國的行為，這個機構，能真正地控制政府統計數字的真實性，需要建立面向整個大歐洲的稅收和預算制度。”
但普羅迪也表示：“這是未來的一個遠景、一個想法。”
一年過去，在歐元更加風雨飄搖的今天，這個美好的“遠景”仍然只是一個“想法”。
通脹重壓下的新興經濟體
“對于美債危機來說，輸家當然包括大量購買了美國國債的中國。”
在今年的報告中，中國繼續“領跑”金磚五國。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肯定了新興經濟體與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力差距繼續縮小。
同樣，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稱“IMF”)的《世界經濟展望》也預測了作為主要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5個金磚國家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經濟增速為5%，其中發達經濟體為3%，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為7.3%。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為4.4%，其中發達經濟體為2.4%，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為6.5%。2012年，這一增長狀況仍將持續。
《全球競爭力報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蓋格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與其他金磚國家經常時起時落的趨勢相比，在過去的5~6年中，中國保持了穩固的上漲趨勢，堅定地向前20位邁進(今年第26名).
而且蓋格強調，雖然歐、美、日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其他很多國家的經濟依然依賴于這三個國家的經濟健康水平，但是，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重要性。
“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家更加依賴于他們對中國的出口，而不是美國，比如巴西、澳大利亞，假如中國經濟放緩，這些國家也將經濟放緩。”蓋格說。
但報告中也同時指出，中國在整體宏觀經濟形勢很好(第10名)的情況下，依然面臨國內長時間的高通脹狀況。
IMF副總裁朱民在今年5月份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金融危機期間，盡管全球經濟陷入低谷，但是新興經濟體復蘇較快，這是世界經濟一個重要的格局變化，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金磚五國等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主引擎的局面。
朱民表示，與發達經濟體要面對經濟增長速度不夠、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失業率下降緩慢、消費增長緩慢等一系列經濟難題不同，新興經濟體面臨最大的宏觀緊急挑戰就是“通貨膨脹”。目前新興經濟體已經進入了一個可能會經濟過熱的階段。此外，食品在印度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CPI中所占比重都很大，全球范圍的食品、能源、資源價格上漲是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上升的主因。
IMF已在今年4月將中國2011年通脹率預期從2.7%上調至5%。
同時除了應對國內的通脹壓力，美債危機的“蝴蝶效應”漂洋過海影響到了中國。
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債占了三成多，美國信用評級下調，對于其最大國債持有國中國來說，其手中持有的包括美債在內的美元資產，保值風險激增。
目前美國國債最大的“債主”是美國社保基金，為19%，達2.67萬億美元；美國財政部以1.63萬億美元排名第二，占比為11%；中國作為最大海外持有國，所持美國國債1.16萬億美元，占比為9%，排名第三。有測算稱，這相當于美國欠每個中國人約5700元人民幣。
在此次美債危機中，美國國債的另一持有大國日本方面沒有明確的表態，但中國作出了強烈的反應。新華社播發了措辭嚴厲的社論，指責西方國家“揮霍無度”，“借債成癮”。溫家寶總理也在8月9日主持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金融形勢，“要求各國妥善處理債務問題”。
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曾坦言，對于美債危機來說，輸家當然包括大量購買了美國國債的中國。
而除此之外，中國競爭力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下，仍然存在著“被平均”后的“尷尬”。
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蔣睿杰(Jeremy Jurgens)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在一些競爭力指標的平均值上分數很低，拿“技術就緒度”來說僅為第77名，他還表示，雖然如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有著較高的網絡普及度，但是在邊遠地區網絡和科技普及度仍遠遠低于按國際標準衡量的網絡應用水平。
高通脹、美債危機和“被平均”后的壓力之下，中國還能擔當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嗎？
對話經濟學家蒂埃里·蓋格
高通脹下，中國怎么辦？
蒂埃里·蓋格 (Thierry Geiger)
瑞士人，瑞士日內瓦大學經濟學學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和表現中心副總監，全球競爭力報告合著者之一，主要職責包括開發和計算大量的綜合指標并為地區和局部項目做出分析及研究。
這是一個充斥“不確定性”的亂世。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到底誰能拯救世界？
9月5日，《中國經濟周刊》獨家連線瑞士日內瓦全球競爭力報告合著者之一蒂埃里·蓋格深度解析排名表象之后的世界經濟問題。
日趨接近的南北極
《中國經濟周刊》：世界經濟論壇從1979年開始公布競爭力報告，從2005年開始啟用指數和測量的方式公布競爭力排名，其中最大的改變是什么？今年報告中最大的亮點是什么？
蒂埃里·蓋格：過去7年，我們看到了三個大的趨勢：
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競爭力差距日趨接近。因為發達經濟體在過去幾年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是平的，而發展中國家處于上升趨勢。
在發達國家中，北歐國家的發展很好，比如瑞士、丹麥，今年是瑞士第三次蟬聯第一名。
金磚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很好。今年，中國的名次又提升了一名(第26名)，增加了與其他金磚國家的差距，中國的競爭力在金磚國家中居于第一位。
今年報告最大的亮點總結下來是美國的競爭力排名持續第三年下滑(降至第5名)，新興經濟體正在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體間的差距。
《中國經濟周刊》：報告是怎樣制作的？科學性和價值如何體現？
蒂埃里·蓋格：這是一年一次的項目，合著者有8名，其中5位是經濟學家。報告制作過程中數據的搜集是競爭力指數出爐的關鍵環節。全球競爭力指數本身包含了113項指標，以及另外的用于計算國家發展階段的其他許多種數據。每年總共有大約20000個數據點被搜集。
報告中比較難的是“高管意見調查”，除了8位合著者外，我的大量同事在世界各地對142個經濟體中的14000多位商業領導者進行了關于國家商業環境眾多因素的意見調查。
我們相信這是一份非常有價值的信息，因為我們尋找到的是實際上為這個國家創造財富的人，他們心目中的國家情況是怎樣的。競爭力報告只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報告，我們也出版其他的報告，但是競爭力報告確實是迄今為止最知名的。
二次探底的危險真實存在
《中國經濟周刊》：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給予2011年和2012年的世界經濟增長以4.3%和4.5%的預測，但是關于世界經濟面臨“二次探底”的說法仍不絕于耳，對此你的觀點是什么？
蒂埃里。蓋格：我們正在度過艱難的時段，即使是在2009年全球經濟有所增長的情況下，衰退的可能性還是真實存在的，特別是在一些發達國家經濟體中。
二次探底的危險還是很真實的。因為投資者信心的缺失已經蔓延到對整個商業機構、對于政府處理問題能力的懷疑。我們看到的在很多國家的債臺高筑，也沒有改善的明顯跡象，而且這些國家也似乎都缺乏明確的戰略來處理這些問題。現在也沒有這樣的資金能力去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不確定性太多了，而這些不確定因素可能會上升為真實的衰退預言。
《中國經濟周刊》：報告中，關于G7國家的國債占GDP的平均水平已達到101.3%，除去今年因為遭受海嘯襲擊的日本(220.3%)，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相比，這一國債水平是否過高？
蒂埃里·蓋格：從過去一些年的經驗來看，國債水平確實是一個影響國家綜合競爭力的很重要的指標。因為投資者很看重這個指標，如果政府沒有能力把它維持在穩定的水平，減少財政赤字，那么高昂的國債會長期影響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水平。此次美國的信用評級被降級就很好地提醒了我們，投資者確實是關注債務水平的。
增長的國債只有在用于提升生產力，比如說增加教育投資和科研經費上才能提高一國的綜合競爭力。但是如果債務是用于支付目前的財政支出，政府要為清償債務支付越來越高的利息，而投資者也總希望得到更高的回報，所以利息率逐漸上升，形成惡性循環，制約了政府在教育等方面進行投資的可能。
所以我們始終相信，宏觀經濟環境好的話，會促進經濟增長，而債臺高筑的國家在這一項就失分了。現在的發達經濟體的債務水平遠高于新興經濟體的平均水平。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率是遠高于發達國家的，現在的整個情況正好與當時相反。這也印證了全球實力，正在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
高通脹，中國怎么辦？
《中國經濟周刊》：全球競爭力指數由12 個類別(競爭力支柱)組成，其中哪些指標對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加重要？
蒂埃里·蓋格：我們將目前的142個國家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即要素驅動階段(37個國家)，第二階段效率驅動階段(28個國家，中國在其中)，第三階段創新驅動階段(35個國家)，另外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中的國家有24個，從第二階段過渡到第三階段的國家有18個。
對于像中國這樣處于第二階段的國家來說，如何提高效率，包括高等教育與培訓、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就緒度、市場規模這六大支柱對于中國能否轉向第三階段至關重要。
《中國經濟周刊》：你認為中國要想在未來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中國該如何應對目前的通脹趨勢？
蒂埃里·蓋格：與其他金磚國家經常時起時落的趨勢相比，在過去的5~6年中，中國保持了穩固的上漲趨勢，堅定地向前20邁進(今年第26名)。在12個支柱性指數類別中，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達到第10名，表現非常不錯。且中國目前已基本解決了發展起步階段關于制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健康與初等教育的問題。
在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中，中國要繼續關注的因素很多，比如說高等教育，中國需要更多的更高級的科技人員、工程師。
另外中國也面臨一些持續的挑戰，比如腐敗、賄賂、非法買賣依然存在。
中國目前確實處于高通脹時期，但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高通脹還屬于可控狀態下，這需要中國政府和央行的共同努力。高通脹影響最大的是窮人，一旦控制不住，會產生嚴重的后果，引發社會動蕩。
